检察日报2月18日报道“为了当上这个市人大代表，我一个晚上就一口气送了280个红包，每个500元。”
贿选者老A(化名)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出这句话后，长舒一口气，双肩一松，似得解脱。
老A是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69名市人大代表候选人之一，是当地一家私企的老板，虽然为了当选市人大代表他花去了十几万元，但在2007年11月29日进行的选举中，还是名落孙山。
随后，老A向有关部门举报了这次选举中存在的问题，但没有结果。
280个信封
2007年11月28日下午，祁东县第十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出县长、副县长。几乎在同一个时候，衡阳以及湖南各地都在召开县人大换届会议。
虽入冬天，寒意尚未逼人，很多代表甚至都没有穿毛衣。他们离开作为大会会场的祁东影剧院，沿着县正路，前往100米外的县代表驻地宾馆——振新宾馆和人武大酒店，这两个宾馆位于街道各一边，刚好正对面。
老A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第二天，就要进入选举市人大代表的议程，而他就是市人大代表候选人之一。
与县人大代表直选不同，市人大代表采取间接选举，这309名县人大代表一人掌握一票。祁东县有50个市人大代表名额，组织推荐的候选人也有50人，另外还有19名和老A一样的代表10人联名推荐候选人。老A的目标，就是将这309票一一拿到手，至少成为祁东50名市代表名额中的一人。
老A就住在两个代表驻地酒店外不到100米的振华酒店，但并没有急于出手。
他在等电话。
吃饭前后，信息陆续传来：“×××是200。”“×××送400。”消息是老A“一个非常可靠的朋友”传来的。
促使他下决心的是“内线”的一句话：“送500，95%会冲上。”这段时间以来，“冲”在当地表达的意思是：与参选有关的所有相关行动。
老A说，500元的“行情”也是合理的，“其他地方也是差不多，而且今年物价也涨了啊！”
几个朋友帮着老A开始在房间里分装信封，每个信封放500元以及一张名片，“县代表里的县领导们就不送了，送了他们也不一定选我。”他分好了280个信封，然后，按照13个代表团的代表人数分成13份。
老A来到了振新宾馆和人武大酒店。“每个代表团都有一个专门的房间门口贴着‘××代表团’的纸，让认识的人带着找上门。这个房间一般有两个人，一个人负责收钱，一个人负责记录，我按代表人数把信封一起给他们。他们会负责分送给每个代表的，非常可靠。”
红包
送到各代表团驻地的信封越来越多，数字也不断变化。老A、另一名候选人、一名县代表都向记者透露了同样的数字：最后，送钱的实际情况是100元至800元，其中，多数为500元及500元以下的信封。
而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候选人纷纷提高了自己原定的送钱计划。知情者透露说，在选举前一天，一个候选人送了200元的手机充值卡，但到第二天他发现这个数字明显过小，于是赶在选举前两个小时，抓住代表们中午休息时间，给每个代表再加了300元。
与老A不同，老B(化名)是上届市人大代表，此次以组织推荐候选人身份参加了这次选举，他向记者介绍说：当天深夜，“一些关心我的人传话来：有人都花了20万了，人家都在动，你不动不行。”
最后他决定给每个代表团送烟，每人一包或者两包蓝色软包“芙蓉王”，每包价格60元左右。
流通于“信封”和香烟上的金钱数额是惊人的。老A的数字是：500元×２80个＝14万元，如果加上之前为了成为候选人请客送礼的近3万元花费，则有17万元左右。一份当地人提供给记者的署名举报说：此次市人大代表的贿选总额在600万元以上。
复核
2007年11月29日下午两点。县人大代表们开始投票选举市人大代表，在69名候选人的名字上画圆圈或者画“×”。
3点，开始计票。计票工作在影剧院办公室进行，分为六个组，13个代表团每个团推荐一个代表加上县人大一名工作人员，共14人参与计票。
6点40分，大会主席团宣布了选举结果。落选者中包括一些上届人大代表、乡镇党委书记，以及老A。
消息传来，老A备受打击，“留在这里还有啥意思呢？”他自己嚷嚷了一句，然后退了房，闷声上车，回到了老家。
但是，有两个人站了出来：得到186票的周江森和得到202票的雷耀明，两人都排在50名之外，落选了。
周江森是祁东县水果批发市场总经理，他和雷耀明坚持认为这样的票选结果有问题，随后提出要求重新计票进行复核。
复核申请引起县委和人大主席团高度重视。
祁东县人大联工委主任肖高荣向记者介绍说，祁东县委对复核申请的处理是严肃、慎重的。在简单吃过晚饭后，7点30分，经主要领导拍板，大会主席团临时会议决定，由县纪委参与，复核选票。
新的计票团队由15名县纪委工作人员和6名新推荐的县人大代表组成，也分为六组。“还是技术性的问题，原来每个团临时推荐出来的代表大多没有做过这样的计票工作，也没有经过培训，因此，时间紧张之下出现了纰漏。”肖高荣说，一些代表在填票的时候就自己做了改动，对这样的票需要认真校对。更为意外的是，购买的三个计算器也罕见地出现了跳格的毛病，它们是用来给总计票人统计6个组的结果合成总结果的。这三个计算器至今仍保留在人大。
复核连夜做完。第二天召开的人大主席团会议公布了新的结果。根据这一结果，不少候选人票数发生变化，但都不影响当选或不当选，巧合的是，恰好是提出异议的周江森和雷耀明在增加票数后入围。其中，周江森刚好排在最后一名，由当选变为落选的两个人中，包括一名镇党委书记。
祁东县委认为，此次选举中，总监票人和总计票人没有对选票结果进行认真复核，工作失职，造成较坏影响，由县纪委发文对两人进行了党内警告处分。
升级
祁东并不是贿选的重灾区。
邻县的一位县委常委向记者透露说：选市代表花20来万是普遍的事情。候选人行贿方式有四种：第一，送钱(有影响的个人，直接发给个人；成批红包发给乡镇，让镇领导代发；让代表团专门的人代发)。第二，以工作的名义，解决代表个人问题，换取支持。第三，请客吃饭，顺便送礼，比如烟酒。
贿选似乎也具有传染属性，随后就出现在市人大代表选举省人大代表的过程中。
一些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也采取了和老A在选市代表时的模式。他们将信封、香烟或者购物卡、充值卡按照每个代表团的人数，集中给该代表团的某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再由他们分发。
衡山县代表团市人大代表老C(化名)向记者透露说：候选人送来的红包他总共收到3万余元。每个红包的数额多数在1000元至2600元。
老C“3万多”的数字得到了衡阳市区一个市人大代表的印证，他的“收获”是3万多。但是，也有一些人称之为“保守数字”。
“衡山是个小团，只有27名市代表，人数不多，不是重点公关对象。一些大代表团，比如72人的耒阳市代表团、65人的衡阳县代表团等，票数多，一些送钱的候选人可能仅仅给这些大代表团送了钱后胸有成竹，就没有给一些人数少的团送。这样，这些大代表团的市代表们收获更多。”老C说。
但是，几乎所有的被采访者都向记者提到了一个女农民代表。
这是担任多年村支书的老资格代表，由组织推荐参选省人大代表。在市人大代表选举前，她挨个团去自我介绍。丈夫重病在身，儿子外出打工，她自己则多年坚持在为当地农民鼓与呼，“我没有什么钱送，我确实也是想为老百姓做一些事。”她的话异常朴实，几乎感动了每一个团，最后当选。
一些代表将拒绝收她的红包作为最后的底线：“她不送钱我也一定要投她的票。”
“弃车保帅”
对于衡阳县市人大选举，有关人士一致的分析是这是一次职务代表当选比例较高的会议，组织意图基本得到贯彻，市长、副市长、县长、副县长，以及各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都比较顺利地当选。
这样的结果来之不易。
因为，整个会议前后，县市党委的领导们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担心出现政治意外。类似的事件在衡阳已有先例。
2007年1月24日，在衡阳市第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衡阳中级法院的工作报告被人大代表们否决。这是自2001年沈阳中院报告被否决之后6年来，国内又一个人大否决法院报告的罕见案例，震撼了衡阳乃至湖南政坛。
否决当时，首先提出意见的该市人大代表刘跃中的一席话曾引起其他代表热烈回应：“我一个人大代表到法院去都要左查右查。这样的法院还是人民法院吗？如果这样的法院的工作报告在大会上都通过了，那我们还是什么人大代表？”
至今，这句话的热度仍然未在衡阳彻底消失。
上一届换届选举时，还发生了另一个至今影响深远的选举事件——熊新中事件。
2002年12月6日是衡东县人大换届选举日。衡东县人大主席团提前开会，否决了22名人大代表对熊新中的县法院院长候选人提名。但随后的选举中，出席会议的238位县人大代表有153位在另选栏填写了熊新中的名字，熊当选为衡东县法院院长。
随即，衡阳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人大、市中院组成联合调查组，两个月后，调查组在给衡阳市委的汇报材料中称，熊新中在此次换届选举中“错误行为和情节比较严重”：
第一，在县人大代表尚未产生前，散布其要竞选法院院长的信息，并将部分乡镇领导和县人大代表请到宾馆洗脚。第二，在代表中散发印有曾就读法律专业的虚假名片，并在向大会提供的“个人简历”中编造“第二学历大专一年”的履历。第三，仅11月下旬，熊新中就先后在该县霞流、新塘等8个乡镇请其领导和县人大代表吃饭，每人发一包“芙蓉王”烟……
2003年2月11日，衡阳市纪委给予熊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建议衡东县人大常委会撤换其职务。2003年2月28日上午，衡阳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批准撤换衡东县法院院长熊新中。
发生在衡阳的这两次选举事件引人瞩目，如何保障这次换届选举这个“头等大事”不会出现类似事件，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衡阳市市委书记徐明华担任全市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并带头联系耒阳市的换届选举工作，所有市委常委，及其他相关市级领导，分别联系1个县(市)区。同时，衡阳市委规定：县(市)区委书记是换届选举的第一责任人。一些县的县委书记甚至在换届日凌晨还亲自守在代表驻地宾馆，防止代表们“串联”。
相比之下，选举市人大代表的过程监督松弛了下来。一位代表介绍说，这是一种“弃车保帅”，选举之前的谈话时候，一个县领导就说：“如果正副县长和‘两长’通不过，你们人大代表想搞点市场经济就不行了。”这里的“搞市场经济”，被一些代表理解为收取红包。
“老板代表”
“一些代表选上县代表的时候就花了钱，因此给市代表候选人投票的时候也要收钱，然后，一些市代表在选省代表的时候也要收钱，而且信封里的数额也一级比一级多。”衡山县的老C说，一些代表已经开始在讨论当代表也是一种投资，因为三级选举间隔都是一个多月，很快就可以看到第一步收益。
祁东县的老A就是一个投资者，他参选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意：“企业要做大做强，如果我当了人大代表，可以融资，在纳税之类的事情上也有很多好处，工商、公安就不敢随便找我们了。”
在坊间，当选市代表“贷款可以不要担保、纳税可以减免、犯罪可以保护”的信息流传甚广。“这个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肯定是很可靠的。”老A说。
祁东县人大联工委主任肖高荣说这三个“可以”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
除了“保护伞”，人大代表也被理解为“敲门砖”。对于一些企业老板来说，代表的身份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争取项目。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市、省人大代表的结构比例中，最大的两块是：担任领导职务的职务代表、企业老板代表。比如，衡南县组织提名的7名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中，除了县委书记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以及一名村党委书记之外，其他4人都是企业的董事长、总裁、总经理。
这引起了有关方面的警惕。1月16日，衡阳市召集省人大代表们在南岳开会，做相应的培训，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准备即将召开的省“两会”。
肖高荣坦陈：他们已经预想到一些“老板代表”们将带来的隐患：人大开会不积极。祁东县正在酝酿相应规定：连续两次无理由缺席的代表，罢免之。
细节总是耐人寻味：在2007年衡阳中院报告被否决的现场，实际到会的市人大代表只有312人，199人没来。(经杂志社同意，转自2008年第4期《瞭望东方周刊》，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