葆拉（左）艾莉斯（右）1968年出生，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巴黎，一直到2004年才重逢。
7岁大 葆拉（左）艾莉斯（右）从小分居两地，但一直有着相同的爱好和相貌。
11岁大
大学时代
【冰点】：科学实验的伦理代价
本报记者 杨芳
在过去的36年里，葆拉·伯恩斯坦（Paula Bernstein）有关自己最初的印象，始终停留在父亲办公桌上的那幅照片上。
照片上的婴儿裹在一床旧得起球的毛毯里，瘦弱得好比“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不仅如此，她鞋底还沾满了污垢，据说使用刀片都难以清除。
这幅照片拍摄于1969年。当时的葆拉只有5个月大。据收养机构的医生介绍，这孩子生下来便营养不良，体重只有4．25斤。
除此之外，葆拉几乎再没有自己被收养前，以及有关亲生父母的任何信息。这么多年来，她的身份只是会计伯恩斯坦家的养女。这个家还有祖母、爸妈和哥哥。一家人定居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地区。
葆拉早已习惯了自己被领养的身份。她甚至忘记了第一次被告知真实身份的时间。不经意的一次，电视中的雪儿（Cher）深深吸引住了她，这让她隐约觉得自己和这位明星有某种关联。不错，这位奥斯卡影后和葆拉一样，同样拥有一双迷人的深棕色眼睛。
有谁不对自己的身世好奇呢？或许葆拉的过去，与另一名陌生人有关。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他或者她，或者他们，正从皱巴巴的笔记本，褪色的同学录照片、大学的图书馆，以及浩瀚的网络资源中苦苦寻觅。
只是当事人还一无所知。
寻亲
有关葆拉收养前的一切，除了那张照片外，就是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Louise Wise Services）的档案了。正是这家收养机构，于数十年前将小葆拉交给了伯恩斯坦夫妇。
作为美国最早的分类收养机构，该福利院成立于1916年。创办人路易斯·韦斯是个德高望重的犹太人。他希望借此为本民族的孤儿寻找家庭。
与普通人不同，被领养子女一般拥有两套出生证明，分别是亲生父母、领养父母的姓名和领养时间。然而，并不是每个被领养子女都可以随意查看这套证明的。随着二战后收养高潮的到来，美国大部分地区密封了这些原始资料。在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所在地纽约州，被收养子女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获准后才能得到相关信息。
2002年秋天，艾莉斯·莎因（Elyse Schein）就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位居住在法国的作家兼电影制片人，也来自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在出生9个月后，她被来自俄克拉马州的莎因夫妇领养。
与远在纽约的葆拉一样，艾莉斯本来并不为自己养女的身份烦心、孤独、迷惑或痛苦。在她眼里，养母林恩·莎因（Lynn Schein）才是“真正的母亲”。
时至今日，艾莉斯还能记得养母坐在梳妆台前，涂上灰色睫毛，准备和父亲外出的样子。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诱人的夏奈尔5号香水的味道。
“她在我6岁时就去世了，”艾莉斯提及此事依然十分惆怅，“但我觉得她永远像白雪公主，在镜子里面默默注视着我。”
死亡的阴影自始至终笼罩着艾莉斯。尤其当年龄逼近33岁——养母林恩就是在这个年龄去世的——一种莫名的紧迫感促使艾莉斯渴望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她从养父马蒂·莎因（Marty Schein）那里得知了收养机构的名称，并向纽约州立收养信息申请处（New York State Adoption Information Registry）提出申请。他们是早就等着上门寻找呢，还是压根儿不愿相见？艾莉斯设想着各种可能，直到半年后得到答复。答复中除了表示路易斯·韦斯之家将尽快处理此事外，还多了张生母基本情况的表格。在国籍和年龄的地方，分别填写着美国和28的字样。
艾莉斯记得自己的第一反应是算出生母大约65岁的年龄，然后便排除了几名候选人。其中包括1960年的潮流偶像伊迪·塞吉维克（Edie Sedgwick）。1967年，伊迪和摇滚歌手鲍勃·迪伦（Bob Sedgwick）传出发生关系的绯闻。第二年的9月份，艾莉斯正好出生了。
巧合的是，艾莉斯本人也在28岁那年首次怀孕。当时她正在布拉格电影电视学院读书。几经平衡，这位单身女性在家庭和学业之间选择了后者。
“我眼前浮现出一个怀孕少女，挣扎在纽约的下层社会，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孩子。”艾莉斯一下子原谅了生母的无奈之举。
至此，这个寻亲的故事也就结束了。从那张语焉不详的表格中，艾莉斯推测出生母并不愿意和自己相认。她搁下这事，回到自己在巴黎闹市区那间10平方米的公寓里，继续过着“波希米亚式”的随性生活。
只有极少情况下，这个36岁的女人，坐在漆黑的电影院里，会幻想自己变成童话里的小鸟。当小鸟奋力钻出蛋壳后，眼前会出现一位面带笑容的母亲。
“你是我妈妈吗？”小鸟问。
“当然，我的宝贝。”鸟妈妈回答。
姐妹
第一次收到回复后的半年，2003年2月,艾莉斯又收到来自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信函。莫非生母改变了心意？她按捺住激动，在灌了杯啤酒后点燃香烟，这才拆开信封。
艾莉斯首先注意到第三句话中的“双胞胎”字眼。一个自称凯瑟琳·鲍洛斯（Katherine Boros）的女士告诉她：“你出生于中午12时51分，是双胞胎姐妹中年幼的那个。你们的母亲是个28岁的单身犹太人。”
“这些话看上去太不真实了，好像把我的过去和未来都打乱了一样。”艾莉斯呼吸急促地拨通好友让·克劳德（Jean Claude）的手机。
“她只是兴奋地尖叫，不停地说什么我曾经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孤单。”克劳德形容女友的异常，“我直起鸡皮疙瘩。”55岁的克劳德向来成熟稳重。即便在街边小摊，他也照样一身西服革履，绅士般地细细品味着比利时特色啤酒。
这回他像孩童般地睁大眼睛。在楼下的酒吧里，俩人把信摊开在木桌上，大声朗读着其中的内容。空荡荡的房间里，时不时传来毫无克制的欢笑。
“上面说，哦，我们的亲生母亲——好奇怪说‘我们’这个词儿——是个高智商的优秀学生，在一所名牌高中里读书。”艾莉斯大声念道。
“她是高智商？”克劳德兴奋地回应道，“这并不奇怪，看看你就知道了！”
“她获得了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却由于情绪不稳定而未能入学。”艾莉斯继续说，“她被诊断出综合性精神分裂症。”
艾莉斯再次被震惊了。因为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读书时，她自己也有过一段情绪低落期。当时读大一的她，不知为何终日无精打采，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我的双胞胎姐姐那时在干嘛？她会不会也觉得孤独无助？”带着一连串的问号，艾莉斯于2004年4月飞往美国，决定到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问个究竟。
就在艾莉斯情绪异常低落的1987年，身处波士顿的大二学生葆拉也感到浑身不舒服。她整夜给朋友打电话，诉说着无尽的空虚。当诉说也不管用后，她便开始暴饮暴食：一大勺土豆泥、好几碗麦片外加数碟炸薯片，这仅仅是一顿午餐。到了晚上，她不断用手指抠着喉咙，吐得到处都是。
这在旁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位优等生本该享受人生才对。作为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学生，葆拉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她不仅担任班长，还是校报的主力记者。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前所未有的孤独。”葆拉事后回忆说。
她不由得想起了生母，或许这位从未谋面的女人能够解释一切。根据1983年纽约州出台的法律，收养机构必须向收养人和成年的收养子女提供医疗信息，其中包括遗传疾病、孕期是否吸毒或者服药等等。
一周后，来自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回信说：“资料显示，你的母亲是个28岁的单身犹太女性。她是二流大学的高材生，读了一年便辍学回家。”负责接待的人猜测，这些异常举动可能是出于青春期的叛逆。
但这段叛逆插曲，并没影响葆拉大学顺利毕业。接下来，她又获得纽约大学电影学硕士学位，并且结婚生子。
重逢
当这位巴黎电影人，也就是艾莉斯的飞机在纽约降落时，葆拉正在位于布鲁克林东村（East Village）的公寓里收拾房间。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和电影批评家，葆拉小部分时间是在家照顾2岁的女儿杰希（Jesse）。2004年4月13日早晨，葆拉陪着杰希上完体操课，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我并不想这样贸然告诉你，”对方说，“但你有个双胞胎姐妹。”
出于当过10多年记者的职业习惯，葆拉下意识地拿出纸笔：“你是谁？”
“凯瑟琳·鲍罗斯。”这位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收养服务部主任，终于帮助艾莉斯联系上了葆拉。由于葆拉10多年前曾与她们联络过，使得这次寻找无比顺利。
此时，窗外下起了倾盆大雨。葆拉觉得“心口好像压了块木板”，“完全无法呼吸”。她觉得自己这辈子只有过两次这种感觉。另一次是大学二年级的报到日，她从地铁的楼梯摔了下来，头重重地砸在水泥地板上。当急救人员把她放在担架上时，她疼得几乎无法呼吸。
看着记事本上“艾莉斯·莎因”和“巴黎”的字样，葆拉拨通了凯瑟琳的电话。
“你好！”电话里传出和自己几乎相同的声音。
“艾莉斯？”葆拉这才意识到拨错了号码。
经过长达35年的分离，这对从牙牙学语时就没说过话的姐妹，现在开始煲起了电话粥。她们彼此相约第二天在一家具有中东风格的咖啡馆见面。
毫无疑问，双方都紧张极了。
葆拉表示向来不习惯照镜子，尤其是进入发育期脸上长出粉刺后。大多数时候，她只是瞥一眼橱窗玻璃，确定头发是否零乱。但自从知道有个双胞胎妹妹，她无论是刷牙还是抹口红，都要认真打量一番。
“或许我看到艾莉斯就像照镜子一样。”葆拉笑着说。
另一边的艾莉斯则开始观察街上的行人，并根据长相将他们搭配成双胞胎。
“我不断告诉自己要镇静，但还是止不住地兴奋。我有个双胞胎姐姐。”
在咖啡馆的圆桌前，几乎是同一个版本的两个人相遇了。
“你一定是艾莉斯。”姐姐首先打招呼，“我是葆拉。”
没有眼泪，也没有拥抱，这对骨肉只是拘谨地握了握手。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我们有35年需要弥补。你如何问某人‘我们离开共同居住的子宫后，你做了什么’？”葆拉这样形容初次见面时的尴尬。
她们互相打量着：深棕色的大眼睛，带点俏皮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纤细的手指——她们的长相完全一样，除了头发颜色和长短不同。
“我们的确是同卵双胞胎。”艾莉斯打破了僵局。她们拥有太多的相同之处：说话时挑动眉毛，喜欢高挑的男生，习惯吮吸中指和食指，对同一种药物过敏，在大学里是女权主义者，爱听乡村女歌手的民谣，甚至童年和同一款名叫“布奇”的棕色泰迪熊睡觉……
在这家咖啡馆里，葆拉经历过无数次重大时刻：和朋友庆祝考上研究生，与丈夫第一次约会，为女儿举办满月派对……
如今，喝着西班牙里奥哈葡萄酒，她和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在这里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