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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诉人：雪花 女 ５１岁
●采访人：记者 端子（ｄｕａｎｚｉ ２００４０４１７@１６３．ｃｏｍ）
●采访时间：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９日
父亲偷偷回国参加革命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８日是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一年的日子，在这３００多个日日夜夜里，父亲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出现，令我无限思念与惆怅。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忙忙碌碌、早出晚归，家里的大小事务、我们兄弟姐妹的饮食起居、教育学习都由母亲一人打理，父亲根本无暇顾及我们。那时的我还不能理解父亲工作的重要性，待我渐渐长大，一些叔叔阿姨辈的归侨在我们面前提起父亲时赞不绝口、敬重有加，说父亲是侨民心中最可信赖的人，我才明白父亲对外宣传党的侨务政策，对内落实归侨、侨眷的政策，这原来是一份如此重要的工作。
１９２７年，父亲出生于马来西亚一个普通的华侨家庭。父亲早年做过店员，当过学徒，深知华人在外谋生的苦难，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却一直向往红色革命，他早早就加入了共青团，１４岁上山打游击抗击日寇，祖母不放心他，寻到山上，１４岁的少年看到母亲呜呜地哭着，说自己想家，可祖母要带他回家时，他却怎么都不肯下山。从那时，一颗红色的种子已经深深地种植在了父亲的心里，１７岁，父亲就参加由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１９４８年年初，满怀报国之情的父亲瞒着父母和亲人偷偷登上了归国的客轮。当时，只有我大伯听说父亲要回国，匆匆前来送行。苍凉月色中，思绪万千的父亲对大伯说：“我此次回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与家人团聚，自古以来忠孝难两全，我回国参加革命，您和二哥在家照顾好父母，替弟弟我多尽孝心，我一定会回来的。”那一年，父亲２１岁，带着一颗精忠报国的赤子之心毅然回国了。
自古忠孝难两全，在家人与祖国之间，父亲选择了祖国，也选择了一路坎坷。父亲回到原籍广东省大埔县，与母亲结婚，一年后，父亲瞒着怀抱婴儿的妻子和他７０多岁的奶奶谎称外出开会，进入北京华北人民大学学习；并在１９５０年年底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整整３年音讯全无。３年里，有人说父亲已经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人说受不了国内的苦偷偷潜回马来西亚了；甚至有人说在战场上被俘，在朝鲜有了新的家庭，各种传言包围了母亲。直到１９５３年，父亲立功的喜报传来，县里通知母亲去开庆功会，３年的冤屈与传言才得以澄清。父亲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瞒着母亲是因为担心自己走不掉，是啊，家里既有嗷嗷待哺、刚满月的儿子，还有７０多岁亟须赡养的奶奶，父亲深知无法向新婚一年的妻子开口说自己要奔赴战场。
我们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度过３年恶劣战争才九死一生立功归来，也无法猜测在隆隆的炮声里，父亲想起被他舍弃在家中的老小时的心情，但我们却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父亲那一身的病痛，母亲说，父亲此前的身体非常好，冬天也常用冷水冲澡，可战场凯旋的父亲立刻就被送到了医院，一住就是３个月，猫耳洞的残酷环境让生在热带、长在热带的父亲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当父亲带着满腔的思念回乡接我母亲和我大哥时，看到的却是大哥胆怯而陌生的眼神，大哥不认他，说“他不是爸爸”。是啊，父亲走时，大哥还在襁褓中，从未见过父亲的大哥怎么会相信这个瘦弱的男人是自己的爸爸。我们不知道父亲看着躲在母亲身后死活不肯叫爸爸的大哥时会是一种什么心情，但父亲一次次舍小家为国家的举动让我们相信，父亲对祖国的爱与忠诚已经胜过一切。
父亲说一定要相信祖国
转业后的父亲被安排到沈阳国家水利部大伙房水库工作，因为健康原因，１９５６年调入河南工作，从省民政厅、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委统战部到省侨办、侨联，父亲的工作一直与“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时，父亲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已经很严重，疼痛袭来时，常常直不起腰来，从１９６３年，父亲就穿上了特制的钢丝背心，靠背心的支撑力让自己保持站姿，为河南侨务事业辛勤工作。
我们兄弟姐妹７人，除了大哥和二哥，其余五人都出生在河南，母亲说，我们五人都是在家中出生的，既没有到医院，更没有父亲的陪伴，父亲实在太忙了，而七弟出生的那一幕更让我们至今难忘。母亲就要临产时，父亲突然接到任务，要出差。母亲说：“给领导讲一下实际情况，让别人去吧。”父亲说单位人员紧张实在抽不出人来，简单收拾了行李就走了。那天夜里，母亲难产大出血，家属院的大娘大婶乱作一团，我们吓得不敢吱声。从医院慌忙赶来的医生忙到天将亮，母亲才算转危为安，当父亲风尘仆仆从外地赶回来，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对他说：“你可回来了，差点就见不到你了。”父亲听邻居说了情况，内疚又无奈地对母亲说：“真难为你了。”
父母亲结婚后，在新加坡的外祖父就一直想给我们全家办理出国定居手续，但父亲没有同意，他说，我回国就是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祖国是华人的靠山，祖国繁荣昌盛了，华侨在国外才能扬眉吐气。在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把热爱祖国的思想深深植根于我们心中，父亲对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龙的传人，你们得好好学习，有知识有文化才能建设我们的祖国。”
在我们这些儿女眼里，父亲是慈祥而又威严的，虽然他极少发怒，但我们都从心里敬重他。父亲忙碌，却时刻不忘教育提醒我们要爱祖国、爱和平、爱党、爱人民，他用自己小时候在国外当学徒、当店员的艰苦经历告诉我们祖国强大，华人才能立足世界；用抗美援朝时期战争的险恶情景让我们珍惜、热爱和平。３年自然灾害生活困难时期，虽然我们生活十分困难，经常吃不饱，但每次给国外的亲戚回信都说，我们在国内生活得很好，不用牵挂。父亲是怕给祖国脸上抹黑。
在“文革”十年中，因为父亲是归侨，大部分亲属都在国外，在政治上备受歧视、思想压力很大，但他对回归祖国仍然无怨无悔。我们兄弟姐妹在学校也受到冲击，因为我们家有海外关系，大哥曾恋爱受挫，二哥却始终因海外关系不能参军，我不能入团，弟弟妹妹也不能加入红小兵。我们作为归侨的子女在政治上、生活上就已经处处受阻，何况父亲本人，他面对的压力与精神折磨可想而知，但他从未在我们面前流露过丝毫对回国的悔意。
我是家中老三，却第一个入党，因为我当时的领导专程调查了父亲的情况，说父亲是老党员，子女为什么不能入党，就顶着“这人有海外关系，可能私通国外”的压力准许我写入党申请书。至今，我都感谢这位老领导，他的信任让我重新鼓起向组织靠拢的勇气。父亲鼓励我们：“写入党申请书一次没有批准，你就多写几次，一个人是一定要有精神追求的，要有信仰。”我终于被批准入党了，父亲对我说，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得几乎一夜没睡。最终，我们兄弟姐妹７人，有６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那非常年月，很多归侨、侨眷中断了与海外亲人的联系，而父亲仍坚持给亲人写信，有人劝他别写了，以免引火烧身，可父亲说：“我不怕，我回来报效祖国，建设新中国，党没有说干革命就不要亲情不要父母。我还得写。”父亲就是这么耿直，因为他总说一切困难与不公平都是暂时的，要相信自己的祖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久违的笑容出现在父亲那疲惫的脸上，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已经转移到心脏，强直性脊柱炎折磨得他死去活来、彻夜难眠。每当父亲拖着疲惫的身躯趴到床上，总会对我们兄妹说：“来，给爸爸捶捶背。”母亲一次次劝他，让他请假几天，看看病，调养几日，他每次都笑着说：“不行啊，许多老归侨的个人问题、历史问题、房产问题都等着落实，工作实在太忙了，等过这一段再说吧。”
父亲为自己的信仰而归国，无论何时都在坚持自己的信仰，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相信祖国，祖国也没有忘记他。１９８２年起，父亲连续４次被评为省侨办先进工作者和统战系统优秀党员，当选为省人大第六、第七届代表。我们终于理解父亲相信祖国母亲的深刻意义。
晕车的父亲步行退回礼物
父亲常常教育我们，要做事，先做人，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有的地方的归侨、侨眷来郑办事，无法当日返回，可又住不起招待所，父亲就把他们带回我们家吃住，如今请人到家吃顿饭不算什么。可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每个人的口粮都是有限的，多添一个人就意味着会有人吃不饱。那时候，我们最怕家里来客人，可父亲仍不断从儿女口中均粮食带侨胞回家。
有位归侨要出国继承遗产，临行前专程到我家与父亲道别。临走时，将一箱旧衣服和一辆旧自行车放在我家，他告诉父亲：“老张，该处理的东西我都处理过了，这些旧衣服和这辆自行车就留给你吧，你家孩子多，我出国也用不上了。”当时我们家只有父亲一人工作，生活非常困难，一件衣服缝缝补补，要从老大一直轮到老小穿，这些东西对我们无疑是雪中送炭，但父亲却婉言拒绝，那位老归侨生气了：“这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扔了也是扔了。”说完就走了。第二天，父亲对二哥说：“快把这些东西送还给人家，他经济上也不宽裕，把这些东西卖了，还可以增加点路费。”最终，那辆旧自行车和那个旧箱子被哥哥送回了老归侨家。
父亲晕车，可拨乱反正中，很多归侨、侨眷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处理，父亲常常在各地奔波。后来，听父亲的老同事说，每到一个地方，一路吐个不停的父亲只稍稍稳稳神，就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工作中的父亲是随和谦逊的，可有一次却发了脾气。有一年春节前夕，父亲到地方上检查工作，当地的侨办为他们准备了点土特产，父亲坚决不要，随行的同志说：“您就拿着吧，又不是什么贵重物品，这不是快过年了嘛。”父亲严厉地说：“我们接受了这些礼品，以后工作还怎么开展？你只要收了第一份礼，开了这个头，以后就收不住了。”南阳的一位老侨务工作者曾对我们说：“你父亲如果再来南阳，这里的归侨们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款待他，虽然他们仍是贫穷的，但他们会亲自擀一碗红薯面面条，亲手端给你的父亲。”
记得有一次，父亲奔忙数月，帮一位当医生的归侨解决了久拖未决的问题，这位归侨带着夫人一起到家里表示感谢。当他们起身告辞后，父亲发现桌子底下藏着两瓶酒，酒倒是很普通的白酒，可父亲一看马上说：“这怎么成，怎么能给我送礼！”立刻叫上母亲，要退给人家。可人家已经走远，爱晕车的父亲只得和母亲步行一个多小时，硬是把两瓶酒塞还给人家。我们笑父亲太传统太耿直，父亲说：“给他解决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怎么能收他的礼？如果人人都收礼，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父亲是１９９１年离休的，但他离而不休，一些归侨找他咨询，他仍乐此不疲地帮助别人。侨联的同志有时来看望他，一谈到工作，父亲立刻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工作经验和盘托出。我们有时开玩笑说：“爸，您都退休了，工作上的事就别说那么多了。”父亲立刻很不高兴：“看你们说的什么话？只要是我知道的，组织上问到了，我就得好好向组织汇报。”
时隔４５年后，父亲才跪在祖父祖母坟前
１９５６年，祖母曾专程回国看望自己最小的儿子，看到父亲又黑又瘦，祖母心疼不已，希望家人能随她回去，可父亲要留下建设新中国。“文革”期间，父亲接到了海外来信，大伯在信中告诉他：“父亲病重，在病床上不断地呼唤着你的名字。”可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父亲根本不可能被批准出国。不久，噩耗传来，祖父带着对小儿子满腹的思念去世了。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眼含热泪、紧紧咬着嘴唇，久久不语，把痛苦与悲伤深深埋在心里。１９８４年，母亲到国外探亲，父亲忙着为归侨落实政策，未能同行。直到１９９３年，父亲彻底离开工作岗位，才重新踏上了马来西亚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来到祖父祖母的墓前，父亲双膝下跪，郁积在胸中的思念伴随着决堤般的泪水奔涌而出：“阿爸阿妈，小儿子来看你们了……”
在医院最后的那段日子，父亲常常提起自己的父母，我们知道，那是父亲至深至真的痛与遗憾。父亲住院时，不许我请假陪护，我遵从父亲的教诲，可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没能好好陪在他身边，这是我的遗憾，一生的遗憾。爸爸，女儿再也不能亲耳聆听您的谆谆教诲了，我们有多少心里话想向您倾诉。敬爱的父亲，在您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代表哥哥（富群、富智），妹妹（金花），弟弟（富才、富双、友谊）对您说一声：爸爸，您是我们一生的榜样，我们永远怀念您！
插图牛妞
●采访人：记者 端子（ｄｕａｎｚｉ ２００４０４１７@１６３．ｃｏｍ）
●采访时间：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９日
父亲偷偷回国参加革命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８日是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一年的日子，在这３００多个日日夜夜里，父亲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出现，令我无限思念与惆怅。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忙忙碌碌、早出晚归，家里的大小事务、我们兄弟姐妹的饮食起居、教育学习都由母亲一人打理，父亲根本无暇顾及我们。那时的我还不能理解父亲工作的重要性，待我渐渐长大，一些叔叔阿姨辈的归侨在我们面前提起父亲时赞不绝口、敬重有加，说父亲是侨民心中最可信赖的人，我才明白父亲对外宣传党的侨务政策，对内落实归侨、侨眷的政策，这原来是一份如此重要的工作。
１９２７年，父亲出生于马来西亚一个普通的华侨家庭。父亲早年做过店员，当过学徒，深知华人在外谋生的苦难，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父亲却一直向往红色革命，他早早就加入了共青团，１４岁上山打游击抗击日寇，祖母不放心他，寻到山上，１４岁的少年看到母亲呜呜地哭着，说自己想家，可祖母要带他回家时，他却怎么都不肯下山。从那时，一颗红色的种子已经深深地种植在了父亲的心里，１７岁，父亲就参加由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１９４８年年初，满怀报国之情的父亲瞒着父母和亲人偷偷登上了归国的客轮。当时，只有我大伯听说父亲要回国，匆匆前来送行。苍凉月色中，思绪万千的父亲对大伯说：“我此次回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与家人团聚，自古以来忠孝难两全，我回国参加革命，您和二哥在家照顾好父母，替弟弟我多尽孝心，我一定会回来的。”那一年，父亲２１岁，带着一颗精忠报国的赤子之心毅然回国了。
自古忠孝难两全，在家人与祖国之间，父亲选择了祖国，也选择了一路坎坷。父亲回到原籍广东省大埔县，与母亲结婚，一年后，父亲瞒着怀抱婴儿的妻子和他７０多岁的奶奶谎称外出开会，进入北京华北人民大学学习；并在１９５０年年底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整整３年音讯全无。３年里，有人说父亲已经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人说受不了国内的苦偷偷潜回马来西亚了；甚至有人说在战场上被俘，在朝鲜有了新的家庭，各种传言包围了母亲。直到１９５３年，父亲立功的喜报传来，县里通知母亲去开庆功会，３年的冤屈与传言才得以澄清。父亲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瞒着母亲是因为担心自己走不掉，是啊，家里既有嗷嗷待哺、刚满月的儿子，还有７０多岁亟须赡养的奶奶，父亲深知无法向新婚一年的妻子开口说自己要奔赴战场。
我们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度过３年恶劣战争才九死一生立功归来，也无法猜测在隆隆的炮声里，父亲想起被他舍弃在家中的老小时的心情，但我们却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父亲那一身的病痛，母亲说，父亲此前的身体非常好，冬天也常用冷水冲澡，可战场凯旋的父亲立刻就被送到了医院，一住就是３个月，猫耳洞的残酷环境让生在热带、长在热带的父亲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当父亲带着满腔的思念回乡接我母亲和我大哥时，看到的却是大哥胆怯而陌生的眼神，大哥不认他，说“他不是爸爸”。是啊，父亲走时，大哥还在襁褓中，从未见过父亲的大哥怎么会相信这个瘦弱的男人是自己的爸爸。我们不知道父亲看着躲在母亲身后死活不肯叫爸爸的大哥时会是一种什么心情，但父亲一次次舍小家为国家的举动让我们相信，父亲对祖国的爱与忠诚已经胜过一切。
父亲说一定要相信祖国
转业后的父亲被安排到沈阳国家水利部大伙房水库工作，因为健康原因，１９５６年调入河南工作，从省民政厅、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委统战部到省侨办、侨联，父亲的工作一直与“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时，父亲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已经很严重，疼痛袭来时，常常直不起腰来，从１９６３年，父亲就穿上了特制的钢丝背心，靠背心的支撑力让自己保持站姿，为河南侨务事业辛勤工作。
我们兄弟姐妹７人，除了大哥和二哥，其余五人都出生在河南，母亲说，我们五人都是在家中出生的，既没有到医院，更没有父亲的陪伴，父亲实在太忙了，而七弟出生的那一幕更让我们至今难忘。母亲就要临产时，父亲突然接到任务，要出差。母亲说：“给领导讲一下实际情况，让别人去吧。”父亲说单位人员紧张实在抽不出人来，简单收拾了行李就走了。那天夜里，母亲难产大出血，家属院的大娘大婶乱作一团，我们吓得不敢吱声。从医院慌忙赶来的医生忙到天将亮，母亲才算转危为安，当父亲风尘仆仆从外地赶回来，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对他说：“你可回来了，差点就见不到你了。”父亲听邻居说了情况，内疚又无奈地对母亲说：“真难为你了。”
父母亲结婚后，在新加坡的外祖父就一直想给我们全家办理出国定居手续，但父亲没有同意，他说，我回国就是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祖国是华人的靠山，祖国繁荣昌盛了，华侨在国外才能扬眉吐气。在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把热爱祖国的思想深深植根于我们心中，父亲对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龙的传人，你们得好好学习，有知识有文化才能建设我们的祖国。”
在我们这些儿女眼里，父亲是慈祥而又威严的，虽然他极少发怒，但我们都从心里敬重他。父亲忙碌，却时刻不忘教育提醒我们要爱祖国、爱和平、爱党、爱人民，他用自己小时候在国外当学徒、当店员的艰苦经历告诉我们祖国强大，华人才能立足世界；用抗美援朝时期战争的险恶情景让我们珍惜、热爱和平。３年自然灾害生活困难时期，虽然我们生活十分困难，经常吃不饱，但每次给国外的亲戚回信都说，我们在国内生活得很好，不用牵挂。父亲是怕给祖国脸上抹黑。
在“文革”十年中，因为父亲是归侨，大部分亲属都在国外，在政治上备受歧视、思想压力很大，但他对回归祖国仍然无怨无悔。我们兄弟姐妹在学校也受到冲击，因为我们家有海外关系，大哥曾恋爱受挫，二哥却始终因海外关系不能参军，我不能入团，弟弟妹妹也不能加入红小兵。我们作为归侨的子女在政治上、生活上就已经处处受阻，何况父亲本人，他面对的压力与精神折磨可想而知，但他从未在我们面前流露过丝毫对回国的悔意。
我是家中老三，却第一个入党，因为我当时的领导专程调查了父亲的情况，说父亲是老党员，子女为什么不能入党，就顶着“这人有海外关系，可能私通国外”的压力准许我写入党申请书。至今，我都感谢这位老领导，他的信任让我重新鼓起向组织靠拢的勇气。父亲鼓励我们：“写入党申请书一次没有批准，你就多写几次，一个人是一定要有精神追求的，要有信仰。”我终于被批准入党了，父亲对我说，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得几乎一夜没睡。最终，我们兄弟姐妹７人，有６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那非常年月，很多归侨、侨眷中断了与海外亲人的联系，而父亲仍坚持给亲人写信，有人劝他别写了，以免引火烧身，可父亲说：“我不怕，我回来报效祖国，建设新中国，党没有说干革命就不要亲情不要父母。我还得写。”父亲就是这么耿直，因为他总说一切困难与不公平都是暂时的，要相信自己的祖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久违的笑容出现在父亲那疲惫的脸上，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已经转移到心脏，强直性脊柱炎折磨得他死去活来、彻夜难眠。每当父亲拖着疲惫的身躯趴到床上，总会对我们兄妹说：“来，给爸爸捶捶背。”母亲一次次劝他，让他请假几天，看看病，调养几日，他每次都笑着说：“不行啊，许多老归侨的个人问题、历史问题、房产问题都等着落实，工作实在太忙了，等过这一段再说吧。”
父亲为自己的信仰而归国，无论何时都在坚持自己的信仰，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相信祖国，祖国也没有忘记他。１９８２年起，父亲连续４次被评为省侨办先进工作者和统战系统优秀党员，当选为省人大第六、第七届代表。我们终于理解父亲相信祖国母亲的深刻意义。
晕车的父亲步行退回礼物
父亲常常教育我们，要做事，先做人，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有的地方的归侨、侨眷来郑办事，无法当日返回，可又住不起招待所，父亲就把他们带回我们家吃住，如今请人到家吃顿饭不算什么。可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每个人的口粮都是有限的，多添一个人就意味着会有人吃不饱。那时候，我们最怕家里来客人，可父亲仍不断从儿女口中均粮食带侨胞回家。
有位归侨要出国继承遗产，临行前专程到我家与父亲道别。临走时，将一箱旧衣服和一辆旧自行车放在我家，他告诉父亲：“老张，该处理的东西我都处理过了，这些旧衣服和这辆自行车就留给你吧，你家孩子多，我出国也用不上了。”当时我们家只有父亲一人工作，生活非常困难，一件衣服缝缝补补，要从老大一直轮到老小穿，这些东西对我们无疑是雪中送炭，但父亲却婉言拒绝，那位老归侨生气了：“这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扔了也是扔了。”说完就走了。第二天，父亲对二哥说：“快把这些东西送还给人家，他经济上也不宽裕，把这些东西卖了，还可以增加点路费。”最终，那辆旧自行车和那个旧箱子被哥哥送回了老归侨家。
父亲晕车，可拨乱反正中，很多归侨、侨眷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处理，父亲常常在各地奔波。后来，听父亲的老同事说，每到一个地方，一路吐个不停的父亲只稍稍稳稳神，就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工作中的父亲是随和谦逊的，可有一次却发了脾气。有一年春节前夕，父亲到地方上检查工作，当地的侨办为他们准备了点土特产，父亲坚决不要，随行的同志说：“您就拿着吧，又不是什么贵重物品，这不是快过年了嘛。”父亲严厉地说：“我们接受了这些礼品，以后工作还怎么开展？你只要收了第一份礼，开了这个头，以后就收不住了。”南阳的一位老侨务工作者曾对我们说：“你父亲如果再来南阳，这里的归侨们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款待他，虽然他们仍是贫穷的，但他们会亲自擀一碗红薯面面条，亲手端给你的父亲。”
记得有一次，父亲奔忙数月，帮一位当医生的归侨解决了久拖未决的问题，这位归侨带着夫人一起到家里表示感谢。当他们起身告辞后，父亲发现桌子底下藏着两瓶酒，酒倒是很普通的白酒，可父亲一看马上说：“这怎么成，怎么能给我送礼！”立刻叫上母亲，要退给人家。可人家已经走远，爱晕车的父亲只得和母亲步行一个多小时，硬是把两瓶酒塞还给人家。我们笑父亲太传统太耿直，父亲说：“给他解决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怎么能收他的礼？如果人人都收礼，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父亲是１９９１年离休的，但他离而不休，一些归侨找他咨询，他仍乐此不疲地帮助别人。侨联的同志有时来看望他，一谈到工作，父亲立刻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工作经验和盘托出。我们有时开玩笑说：“爸，您都退休了，工作上的事就别说那么多了。”父亲立刻很不高兴：“看你们说的什么话？只要是我知道的，组织上问到了，我就得好好向组织汇报。”
时隔４５年后，父亲才跪在祖父祖母坟前
１９５６年，祖母曾专程回国看望自己最小的儿子，看到父亲又黑又瘦，祖母心疼不已，希望家人能随她回去，可父亲要留下建设新中国。“文革”期间，父亲接到了海外来信，大伯在信中告诉他：“父亲病重，在病床上不断地呼唤着你的名字。”可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父亲根本不可能被批准出国。不久，噩耗传来，祖父带着对小儿子满腹的思念去世了。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眼含热泪、紧紧咬着嘴唇，久久不语，把痛苦与悲伤深深埋在心里。１９８４年，母亲到国外探亲，父亲忙着为归侨落实政策，未能同行。直到１９９３年，父亲彻底离开工作岗位，才重新踏上了马来西亚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来到祖父祖母的墓前，父亲双膝下跪，郁积在胸中的思念伴随着决堤般的泪水奔涌而出：“阿爸阿妈，小儿子来看你们了……”
在医院最后的那段日子，父亲常常提起自己的父母，我们知道，那是父亲至深至真的痛与遗憾。父亲住院时，不许我请假陪护，我遵从父亲的教诲，可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没能好好陪在他身边，这是我的遗憾，一生的遗憾。爸爸，女儿再也不能亲耳聆听您的谆谆教诲了，我们有多少心里话想向您倾诉。敬爱的父亲，在您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代表哥哥（富群、富智），妹妹（金花），弟弟（富才、富双、友谊）对您说一声：爸爸，您是我们一生的榜样，我们永远怀念您！
插图牛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