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派糖
曾俊华任内的首个财政预算报告给香港各阶层大派“糖果”，大陆亦有声音呼吁进行“社会分红”，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
本刊记者 郑廷鑫
最大手笔的“派糖”行动
游行团体向财政司长提出“十大诉求”，首要要求增加生果金（高龄津贴）至1000港元。
香港职工会联盟秘书长李卓人表示，除了生果金，政府应该增加经常开支150亿港元，尤其投放在医疗和教育项目上，反对只作一次过的宽减措施。自由党副主席周梁淑怡认为，预算案除了辅助弱势，也需向中产“派糖”，包括退税和回复个人免税额至02/03年水平，即将个人入息免税额提升至10.8万，并宽免差饷（物业税），上限5000港元。
同一天，中产联盟也发起10多辆私家车，由大围慢驶至政府总部，希望政府将五分之一盈余照顾中产。
三天后，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发表任内的首个财政预算报告。
报告显示，2007年特区政府财政储备由3693亿港元相应增加至4849亿港元，综合盈余达到1156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7.2%，是历来最高的综合盈余。
顺应民众呼吁，港府提出了一系列税务减免计划：
首先，香港纳税人在明年年初上缴2007至2008年度税款时可获得75%的退税，上限为2.5万港元。香港和美英一样实行先交税年底报税，每个月按当前税率交临时税，到年底各种收入汇总起来计算实际该交的年终税额，这个过程即个人申报。因为工资税、财产税、利润税都是分开报的，总税率必然降低，再加上抚养老人，房屋贷款，公益捐赠，投资失败等等各种消耗可以从纳税收入中扣除，几乎所有纳税人都可以在年终报税时得到退税。港府这次因财政盈余而退税，即是在个人年终报税基础上返还75%的年终税额。
其次，边际税率将保持不变，税阶将从3.5万港元增至4万港元。基本免税额将从10.5万港元增至10.8万港元。此外，香港政府还将拨出300亿港元用于社会福利、医疗服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政府支出……
预算案对各阶层大派“糖果”，令政府减少300多亿元收入，额外支出400多亿元，多项减税措施令明年财政转盈为亏，综合赤字预料有75亿元，是港府历来最大手笔的“派糖”行动。
财爷派糖史
回归十一年，香港经济由大跌再到大起，先后历经四任财政司司长的港人，对于政府“派糖”早已不觉陌生。
不过，在这样的情景下，港府依然推出“利民纾困”措施如退税、提高免税额、减差饷等，令全港170万纳税人及公司均能受惠，总额达85亿港元，其中66万纳税人可获退还500港元或以下。此外，政府以半价征收未来7月至9月的差饷，减轻240万业主的差饷负担。
此次财政预算案在体恤民困上受到很大的好评。根据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认为曾荫权担任财政司司长称职的，共有超过六成被访者，其中五成认为他是一位体恤民情的政府官员。有议员更称赞说，新财政预算案犹如下了一场“及时的春雨，扫尽了冬意”。
当晚的民意调查显示，共八成六受访的市民认为，未来一至两个月特区政府的表现会转好，对特区政府的信心指数则由78.9分上升至99.2分。
2002年，港府综合财政赤字超过600亿，香港连续数年步入通缩。当时新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在他的首份财政预算案曾花60多亿“派糖”，如减免差饷至最高五千元，免水费、排污费及商业登记费等。
不过，梁锦松的这次“派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2003年，香港财政赤字高达700亿港元，加上地产市场出现调整及泡沫经济爆破，由房地产活动直接和间接所得的收入大幅减少，香港已连续数年步入通缩，失业率亦上升至超过7％。2003年的SARS一疫，令香港经济进一步跌至谷底，楼市及股市均是大跌。
2003年4月， SARS肆虐期间，港府出台了118亿港元的纾缓民困措施，把退税支票直接交到纳税人手上。
两次派糖，梁锦松却没有尝到甜头。因在首份预算案中提出公务员减薪，外界指责他只得一招节流措施，称他为“梁一招”。他曾以《狮子山下》的歌词，呼吁市民同舟共济，但部分人并不认同。第二年，他又大幅加税及征税，被轰大派“泻药”，有人戏称他为“万税爷”，五成市民不满预算案内容，是回归后最少人支持的一份预算案。
梁锦松之后的“财爷”唐英年在任四年，先后在自己的第一份和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中“派糖”两次。
2004年的第一份预算案中，唐英年提出五年灭赤计划，当时经济开始向好，市场转向乐观，唐英年亦被评为“脚头好”，不像梁锦松般一味“派药”。推出以中产为受惠对象的税务宽免，如延长居所贷款利息优惠两年、减免税项及调高个人进修开支免税额等，也被称为“向中产阶级派少少糖”，有利于舒缓中产阶层的经济负担。
2007年，唐英年发表第四份预算案时，香港经济强势复苏，港府财政已有586亿港元的盈余。这很大一部分归因于财政收入的强劲增长，达2888亿，其中各种税收达1550亿，比前一年增长7%；另一方面，港府一直力推政府节约，成绩显著，一年下来比预算节省下了36亿。开源节流的结果，到2007年3月底，香港财政储备已经从前年同期的3107亿涨到了3693亿。
于是，唐英年大力派糖逾二百亿，首先是对个人所得税退税50%，另一调整是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标准，从3万港币的税级梯度加大到3.5万港币，此外，还提出增加子女免税额至五万元，并就每名子女在出生的课税年度，额外提供一次5万元的子女免税额。这就是港人众口称颂的“唐唐派糖”。
众议“派糖”
参加节目听取民众意见是香港官员的必修课，刚刚派糖完毕的财政司长曾俊华也不例外。
《星岛日报》的评论认为，曾俊华的预算案受到欢迎，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预算案照顾到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而不是一面倒地解决单一问题，反映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原则。当然，可圈可点的地方还很多，比如退税方式不是按照以往直接发支票的方式，而是抵扣明年的税款。这样可以藏富于民，又防止由于退税刺激消费，导致通胀加剧。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实时调查显示，有68.4%受访香港市民对新年度预算案感到“很满意”及“非常满意”。同时，曾俊华的个人民望评分较2月初急升12分至67.9分，支持率急升23%，调查机构形容他为“一炮而红”。
但是，“社会分红”的政策在多元的社会里并没有出现“全社会一片红”的情况。港人以及香港立法会各政党也对预算案反应各异。据本刊记者了解，港人和港媒对这份预算案大概有四种解读。
首先，有不少港人认为这份预算案是选举年的产物，政府不可能不顾及政党在立法会的力量，许多措施是妥协之举。香港媒体从业人员Eric表示：“他也有受到来自各个政党的议员的压力，推这个政策没人会反对，不推的话反而哪个政党都讨好不了。”
其次，特区政府将在下半年推出政改方案，维系稳定的民意支持是势在必行，向社会各阶层遍洒甘露，不能说背后毫无自己的议程。“对一般市民来说，有谁不喜欢派糖呢？这次中低收入的弱势社群是受惠最大者，希望那会有助于改善现在日日都在炒的贫富分化现状。”Eric说。
再次，香港面临不确定的经济状况，美国次贷问题是否波及香港对今后财政状况影响很大，政府通过退税可以促进投资，拉动经济。同时，预算案的措施多以一次性为主，是为了防止给特区造成长期财政包袱。香港税务学会会长龚永德就提醒特区政府，要保持审慎理财原则，以未雨绸缪，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经济增长短期较易受到外围因素，包括油价急升、次贷问题及美国经济放缓等影响”，“本港税收容易受经济波幅影响，政府要设法减低波幅以稳定税收。”
最后，预算案显示，“大市场小政府”的基本理念依然左右政府的理财方案。一些具有长远意义的拨款，比如推动医疗改革，设立研究基金等，政府完全扮演一个资助者的角色。至于如何推动，如何落实，以及如何确保效益等问题，政府关注并不够。
“社会分红”离我们还有多远
在国际社会上，香港并不是唯一“派糖”、也不是最早“派糖”的政府。
在经济学上，“社会分红”的概念是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提出的。早在1936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提出：“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1938年，米德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称其还能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的作用。
2006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就以米德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根据，并以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永久基金分红计划、“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划拨部分国企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计与构想，建议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提出类似建议的还有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在今年1月召开的上海两会上，邢普提交了一份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
在今年两会上，邢普的提案也引起政协委员们的纷纷讨论。据称，委员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邢普“直接发钱”的想法，也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其“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思路。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从统计数字计算出，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我国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
这位教授建议：“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