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乐琳 图=本报记者 和来贵
最近一段时间，朋友老跟我探讨有关整人者与被人整者的问题。他认为，首先，整人者的智慧是没得说的，至少在整人这件事上，他对挨整者有着充足的了解与探究，他能够抓住被整者的软肋，实施有效“攻势”，所以，他能针针命中；其次，在有这两者配合才能实施、完成的愚人事件上，显示出挨整者的荡荡情怀，没有被整者失去自我的牺牲，就很难成就另一方的自娱自乐的精神。
我同他摆事实，讲道理，说不是后者的自我牺牲，而是他在现场头脑发蒙、眼前发晕，听信了“聪明的谗言”，“不得不信之”，这事与高尚的情操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可是，朋友很较真，他完全坚守着他的一套理论，咬死了没有被整者的牺牲就没有前者的“快乐指数”，并向我保证，如果有人整他，他一定要帮助这个人实施完成愚人的计划，当然，他的前提是，整套计划是善意的，自然也是在愚人节这天实施的。
我对于愚人这种事比较麻木，感觉自己在这方面属于后进的类型，既不知道如何去整人，整蛊方法来了，也不知道如何进退，估计自己是那种愚不可及的类型了。所以，这样看来，如果照着朋友的这套理论来看，自己无意中就可能给别人创造出了一份快乐，一长串的哄堂大笑？
有段时间，我跟着心理咨询师学习行为分析，这是用深层次的理由来剖析浮在表面的行为的科学方法，我学得不好，老师也不夸奖我，任由我自己在那里瞎琢磨。
我就想着能不能把这套理论系统运用到各行各业中，这样，自己的看人水平就可以长足地得到发展。比如，拿到愚人节这天，为什么整人者选择的是这个人，而不是其他的人？为什么她总是会受到一再的愚弄，而没有打一个翻身仗？为什么她在去年被整之后，气得牙痒痒，恨不得立时三刻报仇，可是今年，又不吱声了？
我尝试着把他们的行为分成几种，想着哪一天，把自己的研究结果拿给老师看一看，希望能够扭转他对我的一惯看法。我的研究结果是这样的：第一，整人者的童年有过不幸的阴影，他们渴望得到父母的爱抚，渴望得到兄长、伙伴们的游戏认同。可是，这一切都与他们无缘。于是，在他们成人后，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整人招数，以期重新找回快乐与关注。这一条，证明人是周星驰，想想吧，他的童年幸福吗？他拍喜剧，做整蛊高手，不就是为了博得大家的认同？
第二，被整者有点受虐心理，他们可以忍受在火辣辣的日头下等上几个钟头；吃下涂抹着牙膏的夹心饼干；被一个毛茸茸粘乎乎的玩具吓倒；打开一个个再也关不上的网页，气得要发疯；听信同事的谎言，急匆匆地赶往远在城市另一头的地方去送货，没有甘心受虐的心理，他们能做得到吗？
第三，参与策划整蛊的，帮助实施计划完成的，这些人有着集体的窥私欲，在这种集体窥私欲的铺垫下，愚人活动的娱乐以人数的乘积被放大。
说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不打算牺牲自己成就别人的高尚品德，也没有受虐的需求。那好，我倒有一个招数，采取逆向型思维，管教你在愚人节那天，不失一城一垒保全“名声”。比如，同事请你喝咖啡，你可以认为玩什么小资情调，回家灌点白开水；朋友让你帮着送东西，你可以说自己正在失恋，实在没有闲情帮这个忙；老板叫你去开会，你就拿身体不适把它推辞掉。
说来说去，还是我们的娱乐精神太过缺乏了。即使是已经有了娱乐十年的所谓基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缺乏着调侃、整蛊、恶搞的精神，所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愚人节，到了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了原汁原味的“用水仙花和雏菊把房间装饰一新”，“用纸板做成的彩色小鱼样的请帖”，“做假菜的风俗”，以及“埋藏在西红柿下面的冰淇淋”，剩下的只有整蛊、愚人。
有鉴于此，本人强烈建议有关机构完全可以依照有关的颁奖模式，对本年度的愚人节设立一系列的奖项，如最佳整蛊手、最烂恶搞细节、最佳表现挨整奖等等，以便最大化地推动此次愚人活动，让大家在愚人中、在自娱中享受着生活的甜美幸福。
最后，我还是要声明一下，以上所写的内容纯属扯淡，如果你若相信了，那么无疑你已经成为本人本年度整蛊活动第一中招人。说到这儿，有朋友告知，他所遭受到的最“狠毒”最“阴险”的愚弄经历是，4月1日那天，女儿诞生，求儿心切的他当时却被护士告知，你的妻子为你生了个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