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轶玮、特约撰稿米艾尼/上海、北京报道
再访私人侦探业
当时参与“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的调查公司，基本只是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的小事务所，而业务内容，90％以上为“抓二奶”、“抓二爷”的委托。这几年业务走向高端化。商业欺诈、知识产权维护等方面成为主力业务。
“带长桌子的屋子是哪间？”他习惯性地扫视四周，压低声音，询问从身边经过的女清洁工。
“你说的是小会议室吧，听说今天有什么会，一直往前，左拐就是。”女清洁工狐疑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剃着小平头、身穿黑马褂的青年男子，还有他进楼也不摘的墨镜，小心地回答。
推开北京天坛体育宾馆230房间破旧的木门，一股呛鼻的烟味儿飘了出来，里面20多个人齐刷刷地朝他看过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坐在长桌子的正中央，朝他指了一下，示意他坐到边上去。
在这个只有20平米左右的“会议室” 北墙上，挂着一道红色横幅：“调查取证技能培训班”。
隐秘的“司法部培训班”
分发给“墨镜男”的培训资料上，赫然印着：“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培训中心”和“司预培发[2008]06号”。正在讲课的老先生叫孙茂勤，是公安部门一位破案无数的老探长。培训时间自4月25日到4月28日。
招生简章注明：公安部门工作人员和律师及相关从事调查的人员才能报名参加。但屋子里坐着的16个学员，看起来都跟“墨镜男”一样，有些“来路不清”，至少在相貌神态上不像衣冠楚楚的律师，或神色肃穆的公安干警。
这16个人里只有一个女的，其余男学员几乎人手一支烟。从抽烟姿势看起来，都是“职业烟民”。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一个年轻男子，手臂粗壮，穿着一件酷似黑社会打手的绣花黑绸马褂，不停地摆弄手机，几分钟就出去接一次电话。他旁边是一个瘦弱“小个子”，可坐姿却放肆得很，几乎是把脚放到了桌子上，两只眼睛一直斜斜地看着前方。在他身后的一个中年男人，中指上戴着一枚巨大的纯金嵌翡翠的戒指。
“我接着说安全问题。”孙老先生清了清嗓子，“你们都知道2004年调查员被打死的事情吧，用我们公安的话说，傻帽一个，他拿着照相机明目张胆地对着目标拍，能不被人打死么?”
培训课程还包括，“调查取证知识与法规”、“调查取证与人权保护、隐私保护问题”、 “调查取证业务管理与营销技巧”、“调查取证时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与安全预案设计及自我安全防范技巧”等。
事实上，这16个学员全部是来自全国各地“调查公司”的“法人代表”，也就是在社会上受到争议已久，神秘的“私人侦探”们。
那个“黑马褂壮汉”一边抽着烟，一边漫不经心地对本刊记者说：“比起那100多个函授的学员，咱们到底还是有个碰面交流的机会，三天结束了，给发个“调查取证高手”毕业证书，对咱也算是有个行业认可。以后办事情，多少有些说服力。”大家纷纷点头。
可直到最后一天培训结束，大堂服务员仍只约摸晓得“司法部在咱这儿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其余一概不知。堂堂司法部的培训班，为何窝在南城一个宾馆里，在众多选择之间找了一个不到20平米的小会议室上课，然后发一批“全国调查取证高手”证书？
比起四年前，本刊《调查中国私人侦探》一文曾报道的公检法机关对于“私人侦探”不是禁止（《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就是查处的强硬态度，现在这层 “隐秘”，反倒是透露出几分说不清的“暧昧”。
互相默许的“暧昧”关系
“现在很多南方城市的司法部门，实际上一直跟民间的调查公司合作，当然是私下里，特别针对一些执行难的案子，调查公司做好了前期工作，法院最后按标的额的百分之几给调查公司提成。”孙茂勤说。
可难道多年专业训练出来的警察，破案能力和效率还不如“野路子出身”的私家侦探么？孙茂勤笑笑说，私家侦探用的那些手法，都是公安干警惯用的。
“从办案能力上说，他们（私人侦探）没有太多优势，但他们是‘开放式破案’，不用一道一道地审批，不用每次一行动就请示汇报，更不会出现因为某些疏通和干扰案子半截就‘终了’，所以从实际效率上说，有一些案子，尤其是涉及私人权利的案子，私家侦探确有优势。”
“在目标明确，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相关部门会愿意直接执法。至于搜集证据的工作，虽然也在他们的职能范围内，不作为的情况就比较常见了。” 北京中诚友联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长旭表示，随着“调查”业在中国这几年的发展，让不少相关职能部门感到了“便利的好处”。
而且，在另一方面，调查员们的个体素质，已不再像是几年前那样绝大多数是“野路子出身”，鱼龙混杂，混混当道了。高学历高素质以及“特殊才能”的行业人才也开始加盟。
本刊记者调查了这个培训班的学员履历，惟一的“女侦探”谭芳，1995年毕业于西南财大，专业是会计。她的丈夫王盛富与她是大学同学，毕业后谭芳进了某事业单位做会计，王盛富去了一家通讯公司，专门负责话务催收。积累了几年“催收”经验和人脉后，两年前，拜了已在业内大名鼎鼎的“江南名探”韩冰为师，干上了“私家侦探”一行，主攻“商账追收。”谭芳不久也随丈夫“下了海”，两人注册了一个调查公司。
“这两年，很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尤其是学法律专业的，因为‘夭折’在国家司法考试，最终选择投身私家侦探行业，一来他们有文化知识和理解力上的优势，二来这个职业也可以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益，这对年轻学生来说，是一个风险与收益并重的选择。”
韩冰对他们夫妻的评价甚高，称他们为“高素质人才”。而韩冰本人，干了半辈子公安，曾做过刑警大队的队长。
事实上，除了高学历人才，像韩冰这种身负“特殊履历”者更是举不胜举。同期学员里，30多岁的傅润泽是地道的北京人，最早是做汽车销售，后来改做专业追收车贷。三年前，他也自己办起了调查公司。傅润泽打开手机的通讯录，2000多个电话号码，“我的经常联络人，至少也有三四百个，而且很多都是保密的信息，连跟老婆都不能说的。”
另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就是前面说到的“小个子”，他的真名叫浩然。1978年生人，原来是重庆市散打队队员。一身靠得住的硬功夫和出色的车技让他在行业内颇为抢手。
“我们现在做这行的差不多80％以上的调查员，都曾不同程度供职过公检法机关或者特定信息采集部门。”中国侦探网总裁付树民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付树民自己在入行前，在检察院里干了半辈子，“私底下，大家都很熟悉，都是些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老关系。”
不管怎样，于“公”于“私”，如今公安、司法以及工商部门，已一改过去单一“管制”的态度，“不支持也不反对，相互利用又彼此沉默，这层关系，只能用‘微妙’和‘暧昧’来形容。”
年业务增长量100％以上
随着“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司法原则的强化，能否搜集到有力的证据，成为民事诉讼胜败的关键。目前，人们的调查取证意识虽然增强了，但搜集、保存和运用证据的能力还较弱，许多当事人往往只好委托律师或其他调查取证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因此商务、民事类调查取证的需求越来越大。
“我们协助当事人和司法部门，破了不少案子。”代号“思明”的张某算是四川一带的“私人名探”，他创办的福尔摩思调查公司曾协助当地有关部门破获数桩大案。在去年的广西传销大案中，他们的“过分神勇”还令北海市公安局写了检讨。
“思明”对本刊记者说，他的公司业务量近年增长非常快，其中大多数业务来源于大型知名企业，比如太平洋保险。目前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有些业务已需要提前预约。”
本刊《调查中国“私人侦探”》一稿曾提及，当时参与“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的调查公司，基本只是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的小事务所，而业务内容，90％以上为“抓二奶”、“抓二爷”的委托。
律师李长旭就是当时的与会人员之一，目前他已是一个150人的调查组织的负责人。他透露说，四年多来，他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量在100％以上。而且，基本上以公司业务和知识产权打假为主营业务范围。
“原因两点，一是公司越来越多地寻求调查公司的协助，他们相信我们能提供更多更准确的证据，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海外大公司。他们对中国体制很了解，也很清楚中国法律及相关执法部门在一些职能上的局限性。所以在一些情况下政府部门可以做什么，不会去做什么，自己应该怎么做，他们明白得很。二是国人意识发生变化，开始懂得要维权，市场表象发生了变化。”
当年带着“中国侦探网”“雏形”参会的付树民，如今已是“中国侦探网”总裁，他漂亮宽敞的办公室设在沈阳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里。
“这几年业务走向高端化。商业欺诈、知识产权维护等方面成为主力业务。老实说，高端业务的钱更好赚。而且，国人法律概念提升了，市场需求非常大，以前老百姓都还愿意吃哑巴亏，现在可不干了，都会尽可能地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
暴利一族
用付树民的话来说，这几年钱更好赚了。问起他的年收入是否有几十万，付树民笑着提高声音:“几十万？那也太少了吧……”
而李长旭则对本刊记者说，在他的调查事务所里，普通调查员最低的年收入为五六万，“但这是干得很差随时会被淘汰的调查员”。
“一般都有十几万，稍高的大概几十万。我们调查员的收入这几年一直在持续增长。肯定比同等职能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要高得多。”
“调查取证高手”培训班里有个“惹眼”的人物，担任讲师之一的“江南第一名探”---韩冰。
韩冰个人经历复杂，高中毕业后，直接参了军。在军队呆了两年，他考上了军校，随后到了刑警大队，在公安系统干了半辈子。1998年已经成了刑警大队长的他，毅然辞职成了一名“私家侦探”。
除了小时候受到侦探小说影响，韩冰坦言，当时“下海”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考虑。
实际上，“谋生”、“成名”、挖得“第一桶金”是大部分“私人侦探”从业的最根本原因，兴趣倒在其次。
26岁的吴斌，习惯性地用左手开车---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在两年前的一次“调查工作”中意外受伤后变得不太灵活，可他从没后悔，还觉得值。四年前他从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警员，可相恋5年的女友却跟一个生意人闪电结婚。
“当时收入太少了，工资才一千不到，她看中一条手链，两千多，我觉得贵没舍得买，就闹翻了……”带吴斌入行的是他中学都没念完的同学徐天海，用吴斌的话说，一见面就觉得他发大了。“我想想，做到局长一个月才多少钱？现在收入？一个月至少三四万吧，主要还是看业务量。”
吴斌说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况，短短几年间，他在杭州买了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和一辆帕萨特。他觉得比起同龄人，赚钱要容易得多，“我和当年局里的同事聚会，从来不让他们埋单，一个月就三四千，过日子都紧巴。”
韩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精装软包的“黄鹤楼”香烟，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烟：“这一行，干好了一年收入三四十万不是难事。”
“黄鹤楼”的市场价格是一条1800元， 韩冰一根接着一根抽。“三四十万一年”，估计也只是个保守的说法。而他们之间最豪爽的一句话就是：“能把事办好就成，钱最不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