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上的掌声显示出中国人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东京反华人士石原慎太郎羡慕中国年轻人有活力
◎口述/日本Record China有限公司制片人 浜边良信 ◎文/本报实习记者 李光
青年周末8月29日报道 浜边良信已经到中国来过20多次了，从17年前的诸多限制，到必须有人陪同采访，再到今天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自由采访，他切身感受到中国媒体的自由度在不断提高。
20次的来华经历使他更了解中国，虽然他也知道中国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却更愿意为中国说一些“好话”。
浜边良信告诉《青年周末》记者，长期以来日本媒体渲染的“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民众中产生的影响可能还不如一次“毒饺子事件”，因为现实的生活才是民众最关心的。
8月20日，浜边在他所住的宾馆里接受了《青年周末》记者的采访，采访中他不只一次表示，希望两国民众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以减少中日之间的相互误解。
面孔
浜边良信 日本Record China有限公司制片人，以自由记者身份采访北京奥运会。
声音
有时候几条正面的报道的影响力可能都比不上一条负面的报道。所以当大家都在做关于中国的负面的选题的时候，我就不做这些。
■哗然、掌声、“中国加油”声：一起送给日本队
我已经有不下20次来到中国了，这次来北京主要是制作一些与奥运会有关的节目。
开幕式那天晚上我想拍摄记录一下普通的老百姓，一开始我们在三里屯的酒吧，当时整条街所有酒吧都挤满了人，有一些本来没有装电视的酒吧临时搬来了电视，否则他们店里肯定不会有人的。我还采访了三里屯广场上维持治安的保安，他们也特别想看开幕式，但是因为工作需要而无法收看，看不了，所以特别羡慕那些能看开幕式的人，不过从采访中能够感受到，他们虽然看不了开幕式，但能为北京奥运会做一份自己的贡献还是很自豪的。
后来在我们打车去鸟巢的路上，司机跟我们讲，刚才有一个乘客要赶回去看开幕式，一直在催他快点开。那天晚上，大家应该都在家里看开幕式，所以路上基本没什么车，车开得特别快。
不过鸟巢附近已经戒严了，在得知王府井有大屏幕在放开幕式后，我们就去了王府井。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大屏幕，只知道当时是在进行各国代表队的入场仪式，我也没有看到日本代表队的入场。
后来一个中国的媒体朋友告诉我，当晚他也在王府井的现场，他说日本代表队入场的时候现场观众先是一片哗然，然后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再然后很多人一起高呼“中国加油”。他觉得比起之前的那种盲目而冲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晚的哗然、掌声和加油声恰恰是目前中国社会正朝着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很具体的表征。我同意他的看法，这也说明中国观众的包容性越来越强。
点火仪式刚完，就开始有零星的雨点，我们当时抓了一个镜头，一个小伙子说：“控制得真好，刚点完火就下雨了。”
■福田首相坐着，夫人起立鼓掌
开幕式和当晚的采访让我感受到一种中国的力量。而且有这种感受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也包括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连这个在日本非常有名的反华分子都对开幕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开幕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自己“切身感受到了13亿人口大国的壮观场面。开幕式将中国古代的打击乐融入现代元素，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又追求现代，令人耳目一新……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显然对国家和社会的前途抱有期待，这一点与日本的大学生完全不同。我从他们身上感到了青春的活力，这是令人羡慕的。”
石原慎太郎作为一个反华分子，能够应邀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石原回到日本之后，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各国代表队入场的时候，本国元首都会起立向运动员示意，可是日本代表队入场的时候，福田首相没有起立，而福田首相的夫人起立鼓掌，实在是一件比较讽刺的事情，第二天就成了日本的头条新闻。
日本记者比很多西方记者更了解中国
■自由度在提高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91年，当时周恩来倡导成立的东方歌舞团到日本演出了三个月，我曾为此事和他们一起工作，也因此在那一年的中国国庆节受邀来华访问，但当时仅仅在天安门、王府井、故宫、天坛公园等地观光，由于种种限制，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在中国外币不能直接使用，得兑换成外汇券。我刚换成外汇券出来，就有很多人凑过来问我，能不能把外汇券卖给他，因为用外汇券可以到一些指定的商店购买紧俏商品，当时的自行车、缝纫机等商品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
过去来中国采访要有外事办的干部陪同，而且只能在外事办的允许范围内进行。有一年我参加了一个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外国摄影师看中国的活动，去武当山进行拍摄。那里有很多明朝的遗迹，当时为了取一个远景，我们就让司机把车往远处开，到了一个村子的边上，那个村子是在事先安排的拍摄范围之外的。村子边上有一间土坯房，虽然有点破旧，但在夕阳的映照下特别漂亮，我就想拍下来，但是当地宣传部的领导就是不让，理由是“这个土坯的主人不是本地人”。这个理由很让人费解，我实在不知道它跟我们的拍摄有什么关系，但是没办法，也只能无奈地回到车里。
但这次来中国采访感觉很自由，什么地方都可以去，而且只要对方同意接受采访就可以，不再需要外事办的人陪同。
■中国是世界上媒体种类最多的国家
中国的舆论管制环境确实比以前宽松了，这不仅仅因为奥运，也因为中国的新媒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去CTR市场调研公司采访时，他们告诉我：中国是世界上媒体种类最多的国家，公交电视、地铁电视，连电梯门口都有电视。新媒体的发展使得原来有些闭塞的中国变得信息发达起来，有时甚至是一种信息泛滥的感觉。
20日那天我们去新浪了解了网民们关于刘翔退赛的各种反应。新浪有一个30多个人的部门，他们的工作就是搜集普通网民的意见，再把他们的观点放到一个显著的位置突出出来，甚至会放到头条，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大家都说中国不好的地方，我就说好的地方
我在日本国内就一直在做关于中国的电视节目，因为工作原因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像大连、青岛、济南、上海、重庆、武汉等等。一个不了解中国的人，哪怕他来到中国，也是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做他的节目，我觉得日本的记者要比很多西方记者更了解中国。
NHK的《激流中国》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比较熟悉的纪录片，它从各个角度介绍中国，有很多让人深思、值得回味的东西，但是事实就一定是他们表现的那样的吗？恐怕也不一定。因为很多内容经过重新编辑，可能就和原来的意思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当成创作者的一种意图的表达。
媒体是有倾向性的，我关注的东西跟《激流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的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福利不足的问题，在国外有很多报道，但如果所有的媒体都盯着这些问题的话，肯定会对公众造成一种误导。而且坏事往往更吸引人注意，也更容易让人记住。所以有时候几条正面的报道的影响力可能都比不上一条负面的报道。所以现在大家都做这些选题的话，我就不做这些。等到大家可能都不做这些的时候，可能我就会去做这些。
■曾经被人笑着问候“八格牙路”
我也去过一些比较贫困的农村地区，确实能感觉到一些贫富的落差，但是农村人的心灵更淳朴。日本原来也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但是随着都市化，人们的交流越来越少。我到中国的农村去采访，跟别人说你好，他们都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特别容易相处，像老朋友一样。但是现在日本没有这种感觉了，所以很多年纪大的人愿意到中国来，因为他们能感觉到人跟人之间特别热情的那种感情。
北京作为一个大城市，对外国人不觉得稀奇，但是到地方去，有时候会不一样，当地人会用一些他们知道的日语跟我打招呼。大概是在三年前，我坐火车去大连，坐在对面的是两个四五十岁的妇女，知道我是日本人以后就不停地冲我说“八格牙路”，我一开始非常生气，怎么无缘无故地就骂我呢。后来我发现她们都是笑着说的，不像是在骂人，同我一路的中国朋友跟他们交流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只会这一句日语，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见着我就很兴奋地用这句他们唯一懂的日语跟我打招呼。现在不管别人拿什么日语跟我打招呼，我都已经很适应了。
到中国去看看吧
■日本人更关心生活中的“威胁”
可能很多中国人关心所谓“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影响。其实“中国威胁论”未必是媒体所渲染的什么飞机大炮的军事上的影响。对于日本民众来说，他们不关心这些，他们关心的更多是现实生活中的影响。
现在每个日本人家里都有中国制造，他们的生活已经依赖于中国了。所以今年年初的“毒饺子事件”，在日本影响非常大，这个事情在日本至今仍没有定论，但不管是中国的毒还是日本的毒，日本国民对于中国的食品安全产生了极大的猜疑，因为他已经依赖于你了。无论“毒饺子”事件的结论是什么，日本民众都会对购买中国食品产生恐惧心理。这是一种现实中的威胁论。
很多日本的中国料理店的橱窗里都贴着“本店没有中国进口食品”的标识。我们家门口的一个饺子店就写着“我们的饺子都是自己做的。”
■负面报道影响了日本民众
对于绝大多数没有来过中国的日本人而言，他们了解中国的途径就是通过媒体，所以媒体的这些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使得部分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不佳。但像我这样的来过中国的人，就会很清楚地知道现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从一下飞机踏进T3航站楼的那一瞬间，你就会有一种到了一个国际大都会的感觉。
奥运会是一个契机，开幕式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现代的中国，另外还有大量关于北京的电视画面传送到世界各地，奥运会也会吸引大量日本人来中国旅游，这样他们就对中国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这些对中日友好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可能现在看不到，但是日后一定会彰显出来。
如果我身边的哪个朋友跟我说中国哪里哪里不好，我会告诉他，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去中国看一看，这是比任何议论都管用的。
■我分享了中国人的骄傲
这次奥运会可能是历届奥运会中最让人感动的一届，从汶川大地震到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我能够感受到中国强大的凝聚力。我觉得这次来中国采访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和中国人一起分享了奥运会，这是我非常值得骄傲的。
两个国家的国民之间的交流，尤其对日本和中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我毕业于池田大作创办的创价大学。池田大作和周恩来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了很多工作，而且两个人都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如何，一定要加强两个国家的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所以1975年创价大学从中国邀请了6名学生去日本留学，这是中国在与日本邦交正常化后最早的赴日本留学生。1975年11月，为表达对周恩来的思念之情，池田大作号召第一批赴日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同学一起在创价大学校园里栽下一棵樱花树，将此树命名为“周樱”。
从池田大作与周恩来先生之间的感情，我们可以看到，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何其重要。当你和另一个国家的人接触时，你对他的印象好，可能就会对他的城市，甚至对他的国家一并产生好的印象。所以，我真诚地希望，中日两国的国民，特别是青年人，能有更多的交流，让彼此更了解。
